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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王学术风格略论  

2017-03-19 18:21:03|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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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嘉段王的科学理念和科学方法国际研讨会论文

天津大学语言科学研究中心·2016626-27

 

段王学术风格略论

首都师范大学 黄树先

201633-610草稿

20169-108日修订,1020日改定

 

摘要:清代朴学是中国古代学术的顶峰,段玉裁与王念孙父子是乾嘉时期最有代表的学者。学术界段王并称,其实段王的学术风格是不同的,段王代表了两个不同的学术风格。尽管段王治学风格有异,但都与现代语言学息息相通。乾嘉以来,朴学形成了大处着眼,小处入手的学术传统。这种务实求真的学风,一直是学术界的主流风格。

关键词:乾嘉朴学;段王之学;学术风格;主流风格;现代语言学

 

一、段玉裁与王念孙父子:两种学术风格

乾嘉朴学是清代学术的主流,段玉裁、王念孙父子是其中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他们的著作,是朴学的代表作,经典之作。段王并称,表明他们的学问有很大的一致性。如果我们仔细研读他们的著作,就会发现,段王的学术风格,有比较大的差异。2007年,我出版《汉藏语论集》,在书的后记,有一段文字,讲了我对段王学问的粗浅理解。先抄录如下:

在乾嘉学者中,段玉裁、王念孙父子都是我崇拜的学者,他们的著作我都认真学习过,可是在段王之间,我更喜欢段玉裁。

不同的学者对段王的态度不相同。其实,段王是难以分出高下的,可是段王的学术风格是不一样的。我个人来理解,王氏父子的学问精深,他们的研究,他们的结论是无懈可击的。他们精辟的论述简直让人拍案叫绝。在他们的研究领域里,他们把研究推向了一个让人敬畏的高峰——从此以后,这些领域好像没有东西可做了。段玉裁不同,他的研究给人很多的联想,很多的启发。有人说段玉裁不严谨,他的研究有许多的纰漏,也不是没有道理。

段王是截然不同的两种类型的学者。自然科学据说也是如此。杨振宁教授20世纪90年代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学校做了演讲《美与物理学》。他的演讲稿我至少在三个地方读到:《中国大学人文启示录》(第三卷,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1999年),《中华读书报》1997年9月17日,《文汇报》2001年5月8日。在这篇演讲稿中,杨振宁先生比较了20世纪两位大物理学家狄拉克和海森堡。狄拉克和海森堡是同时代的学者,海森堡只比狄拉克大一岁。这两位大物理学家的风格是不同的。杨先生认为:

海森堡所有的文章都有一个共同特点:朦胧、不清楚、有渣滓,与狄拉克的文章风格形成一个鲜明的对比。读了海森堡的文章,你会惊叹他的独创性,然而会觉得问题还没有做完,没有做干净,还要发展下去;而读了狄拉克的文章,你也会惊叹他的独创性,同时却觉得他似乎已把一切发展到了尽头,没有什么再可以做下去了。

前面提到狄拉克的文章给人秋水文章不染尘的感觉,海森堡的文章则完全不同,二者对比清浊分明。我想不到有什么诗句或成语可以描述海森堡的文章,既能道出他的天才的独创性,又能描述他的思路中不清楚的、有渣滓、有时似乎茫然乱摸索的特点。(《文汇报》2001年5月8日)

巧得很,王念孙跟段玉裁也是同时代的大学者,段玉裁17351815)比王念孙(17441832)年长9岁。

王氏父子的文章严谨、纯正。在《王氏四种》里,我最喜欢、佩服的是《经义述闻》,不论是里头的家大人曰,还是引之谨案,无一不精彩。我们看其中的《诗经》部分,150条,有哪一条不精彩?用秋水文章不染尘来形容王氏父子文章的风格是很恰当的。 段玉裁的文章,博大精深,气势恢弘,有时难免会泥沙下。我们如果还是拿秋水来做比喻的话,可以借用唐人王勃的两句诗来形容,那就是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我们赋予秋水”“长天一些新意,秋水共长天一色正可以用来表达段玉裁文章的风格特色。

杨振宁先生所谈到的海森堡、狄拉克的风格,不仅仅是文章风格。透过文章的风格,背后是他们治学的方法、旨趣的不同。

到现在,我还是坚持上面的观点。我认为段玉裁跟王氏父子学术风格,有明显的不同。

成熟的学术,必然有成熟的方法和,不同的治学理念,从而形成不同风格一个学科,其成熟的标志很多,但一个重要的标志是不能或缺的,那就是,在一个学科的内部应该形成风格不同的学派。段王的学术风格形成于清代朴学的巅峰,他们之间比较明显的差异,但其学术水准难以分出高下。西方有众多的学派,中国古代有不同的学派,包括经学的,理学的,小学的。同一个学派,其学术风格也不一样,值得我们研究。

 

二、段王文风:冲和内敛与汪洋恣肆

 

文章风格,指的是文章中所表现出来的学术特点,也应该包括文风,除了文章里的遣词造句语言文字的习惯,还应该包括能够体现作者思想的品质,风度气质,为人态度等。后者的内涵更深,更能体现出文章的风格。我在阅读段王文章时,感觉到,段王的文风应该特别独立出来,值得我们仔细研究。本节谈我对段王文风的一点粗浅体会。

先看王氏父子的文风。高邮王氏四种,每一种均是精品,但我更喜欢的是王引之的《经义述闻》。《广雅》收集的大多是很冷僻的字词,我常说,《尔雅》类似于现在学生考英语等级的四级词表。而《广雅》是在《尔雅》的基础上拾遗补缺,收是难字僻义,是六级词表。《读书杂志》里讲《淮南子》之类的书,也不是常见的书。注释这类相对冷僻的书,也要很高的学养,研究这些古代的经典,也很不容易。但是在经学昌明的乾嘉,儒家经书对于明清的学者来说,是他们的日常功课,读的人实在是太多了。诚如阮元在《经义述闻》序言里所说的:“古书最重者,莫逾于经。经自汉晋以及唐宋,固全赖古儒解注之力。然其间未发明而沿误者尚多。”常见的书,能发现常人不易发现的错误,更需要过人的眼光。这是我更喜欢《经义述闻》的原因。

王氏父子的文章,发明颇多,见解高明。如此多的高见,在他们的书里,娓娓道来。他们的文章舒缓自然,语气平和,形成了冲和内敛的风格。王氏的著作,那么多的发现,那么多的新见,我们今天读来,仍不免有一股冲动,常会激动不已,甚或要拍案叫奇。奇怪的是,王氏父子的这么多发现,发现了这么多来一直被解的东西。这些疑难问题,到王氏父子手里一一解决。他们发现了这些问题,把它们写出来,照理来说,他们应该激动,应该兴奋。多么了不起的发现。让人诧异的是,他们把这些发现写出来,很平静地写出来,写得是如此的冷静,冷静到了极致,似乎这些发现更他们无关,就像不是他们发现的。也许在他们看来,经典原本就是这样讲,有什么奇怪的呢?在他们的眼里,这些原本不是什么发现,也没有什么了不起。

段玉裁的风格,明显地不同于王氏父子。相较于王氏父子的冲和内敛,段玉裁的风格显得汪洋恣肆。对于自己的看法,段氏有时过于自信,他人的看法,否定过于直接。在段注《说文》里,“浅人忘改”之类的表述太多了。

段玉裁的这种过于自负的文风,难免不得罪人。段玉裁与顾广圻交恶,也许跟段玉裁的这种风格有关。

刘跃进先生《段玉裁卷入的两次学术论争及其他》(《文史知识》2010年第1期)对于这段公案有很详细的介绍。段玉裁比顾广圻小31岁,照现在的学术备份来看,至少相差两到三代。

段、顾原本关系较为亲密,段玉裁原本也非常赏识顾广圻两人交恶,看起来就是一个字的理解不同。《礼记·王制》“虞庠在国之西郊”一句,顾千里认为是“西郊”段玉裁说应是“四郊”

两人争论的时间是嘉庆十二年(1807),段玉裁七十三岁,顾千里四十二岁。

《经韵楼集》卷十一《答顾千里书》:“凡校书者,欲定其一是,明贤圣之义理于天下万世,非如今之俗子夸博赡、夸能考核也。……今足下为《礼记考异》,既不敢折衷各本,乃欲谈是非耶?果能谈是非,则何不折衷定本也?足下昔年为《列女传》、《国语》校语,尚就正于仆,故虽略而谬误尚少。今乃自谓学识已到十分,《国策》之谬已多可议,《礼记考异》袭诸所闻者则无误,其余展卷可摘,尚未徧读也。这些措辞过于激烈。

顾千里《礼记祭义郑注四学谓周四郊之虞庠也考异》回应,认为四郊”当作“西”,并谓“浅人多所不憭,故条说之”,论战升级。

顾广圻与段玉裁之争,当事的双方,可能就有性格上的问题。刘盼遂先生说,段玉裁在嘉庆十二、十三年1807-1808“与顾千里起争端,至今讫莫能判其曲直。然考千里之为人,平生交游,如黄荛圃、刘金门、严铁桥、吴山尊,皆其至友,而不能有终。其失礼于先生,盖亦常态,无足怪者。”(《段玉裁年谱》嘉庆十二年)李兆洛所撰顾千里墓志铭特别提到了两人的恩怨,是另一番的说法“向闻先生与金门学使、懋堂大令以言语牴牾,窃疑其盛气难近,及见之,进退粥粥,词色妪煦,知先生徒以悫愿自守,而狭中护前者不能无所忤也。”(刘跃进《段玉裁卷入的两次学术论争及其他》)。李兆洛明显偏袒顾千里。

段玉裁早年就是气盛,在家乡金坛,遭“横逆”,跟其性格或不无关系。到了晚年,因其性情屡以文字招祸。段、顾交恶的前四年嘉庆九年1804,严元照在段玉裁府上见到玉裁“词气激直”,“凌厉挥斥,令人无所措手足”的书信底稿。这是段写给王绍兰的。王此前允诺出资刻《说文解字注》,因为没有兑现,遭到段的呵斥。王严元照致书段玉裁,劝其“润色元稿,微词缓讽,使之自知悟焉可也”。严信载《悔庵学文集》卷一,《段玉裁年谱》嘉庆九年节录。王绍兰比段玉裁小20岁。王氏后来撰写《说文段注订补》,深诋段氏。刘盼遂先生说段玉裁“倔强负气,以言词笔札致嫉者”(《段玉裁年谱》)。

后人评价,对段氏也颇有微词。张舜徽先生在《清人文集别录·经韵楼集》中评价说:“连篇累牍,至于毒詈丑诋,有如悍妇之斗口舌。以七十余岁老翁,不惜与后生校短长、角胜负,至于如此,亦未免盛气凌人矣。”

学术界大牌学者,到了学术的顶峰,学术声望日隆,到了晚年,名气大了,脾气更大了,更容易意气用事。

我很服膺王氏父子的冲和内敛,段氏的学风是应当力戒的。

段王文章风格的不同,还可以从他们对自己著作的自我评价看出来。王念孙注释《广雅》后写了篇自序,里头有这么几句话:“(曹)宪所传本即有舛误,故音内多据误字作音。《集韵》、《类篇》、《太平御览》诸书所引其误亦或与今本同。盖是书之脱久矣。今据耳目所及,旁考诸书,以校此本凡字之譌者五百八十,脱者四百九十,衍者三十九,先后错乱者百二十三,正文误入音内者十九,音内字误入正文者五十七,辄复随条补正,详举所由。”纠正前人的错误,说得如此的轻描淡写。

段玉裁注完《说文》后,在许慎的序言后面,添加了一段自传性的文章,这是效仿前人,比如太史公自序就属于这类文字。段氏在文章里有这么一段文字:故《说文》《尔雅》相为表里,治《说文》而后《尔雅》及传注明,《说文》《尔雅》及传注明,而后谓之通小学,而后可通经之大义。始为《说文解字读》五百四十卷,既乃檃栝之,成此注。发轫于乾隆丙申(1776年),落成于嘉庆丁卯(1807年),剖析既繁,疵颣不免。召陵或许其知己,达者仍俟诸后人。”说《说文》明,而小学明,而经学明,虽说不免有自我标榜的嫌疑,但也说出了《说文》的重要性。说“召陵或许其知己”,也符合实际,但从段玉裁的口中说出,仍有自大的嫌疑。段氏在给王念孙《广雅疏证》作的序里说:“怀祖氏能三者相求,以六者相求,尤能以古音得经盖天下一人而已。假《广雅》以证其所得。其注之精,再有子云,必能知之。”段氏说再有子云,必能知怀祖之学,是对朋友的褒奖,这样措辞倒是恰当。

 

三、段王之学与现代语言学

 

段王是乾嘉代表学者,他们的学术风格不同,但都是学术顶级专家。他们深谙语言学精髓,学术思想跟现代语言学息息相通。

几年前,我发表了《比较词义与文献释读》,讲了现代语言学跟文献解读的关系。有这么一段引语:

现代语言学和语文学关系密切,语言学的每一次进步都有赖于语文学。梅耶曾说,要确定过去的语言情况,语言学家应该利用最正确、最精密的语文学;在语文学的精密上每有一次进步,语言学家才可以有一次新的进步(《历史语言学中的比较方法》)。反过来说,语文学要进步,也必须依赖现代语言学。

文献解读可从很多方面来做,比如历史考察,或运用哲学方法,如阐释学。但作为语言工作者,我们应该从语言学出发,运用最新的语言学成果来解释文献。语言学有多个分支学科,本文重点谈语义跟文献的关系,文献整理的最终目的是对文章的理解,其落脚点就在语义。

乾嘉诸老早就明白语言跟文献的这种密切关系。乾嘉以迄民国初年,学者多从小学入手来研究经史。段玉裁引述戴震的话:“昔东原师之言:‘仆之学,不外以字考经,以经考字。’余之注《说文解字》也,盖窃取此二语而已。”(陈焕《说文解字注》跋)段氏又有《诗经小学》,以小学解读《诗经》。这种研究思路跟现代理念很吻合。罗常培、董同龢先生主张用现代语言学来研究训诂学(古籍训解和古语字义的研究,《董同龢先生语言学论文选》,台北食货出版社,1974年)。

黄季刚先生说,段注《说文》主旨,在以经证字,以字证经。又谓段玉裁以经证字,以字证经,为百世不易之法(《文字学笔记》)。所言是也。

段王的学术,关注的是经典,是语文学的研究。但是他们的研究,以语言学为基础,强调语音的重要性,使得他们的研究超越了传统的语文学。其学术精髓跟现代语言学息息相关。

段王有4篇重要的序跋,段玉裁、王念孙各两篇:段玉裁的《说文解字注跋》《广雅疏证序》,王念孙的《说文解字序》《广雅疏证自序》。这四篇序跋,可以抽象出如下的几条,集中反映了他们先进的语言学理念。

1.小学是文献的基础。古代文献记录是古代的语言,不管多么古老的文献,它的基础还是语言。对语言进行深入的研究,才能把文献研究好。戴震所说的以字考经,以经考字”,说的就是以语言学为基础,对文献进行研究,同时也说明了文献对于研究语言的重要性。

段玉裁在《说文解字注跋》里说:故《说文》《尔雅》相为表里,治《说文》而后《尔雅》及传注明,《说文》《尔雅》及传注明,而后谓之通小学,而后可通经之大义。”王念孙在《说文解字注序》也说:训诂声音明而小学明,小学明而经学明

传统的语文学,从现代语言学吸收养分。同时,古典语文学对于现代语言学,也有极大的帮助。丹麦威廉·汤姆逊《十九世纪末以前的语言学史》里说:“梵语和古典语言的研究对于历史比较语音学有意义,而且从自己方面来说,它从历史比较语言学那里还得到许多新的有益的推动。别的语族也被注意到了,它的详细研究又引起许多新的、充满生命力的语文学建立,这些语言学迅速取得了很大的发展,也获得了许多很重要的成果,这部分地只是由于那些语文学乃是直接出自新的语言学,以及采用了它的方法。”

现代语言学和语文学关系密切,语言学的每一次进步都有赖于语文学。梅耶曾说,要确定过去的语言情况,语言学家应该利用最正确、最精密的语文学;在语文学的精密上每有一次进步,语言学家才可以有一次新的进步(《历史语言学中的比较方法》)。反过来说,语文学要进步,也必须依赖现代语言学。

2.形音义相为表里。音和义是语言最核心的要素,形是字形,是文字符号。语文学的研究对象是文献,故字形是基础,透过字形才能窥见语言的本质。段玉裁《广雅疏证序》劈首就说:小学有形、有声、有义,三者互相求,举一得二;有古形、有今形;有古音、有今音;有义、有今义。六者互相求,举一可得其五。

形音义三者互求,又强调不限形体,更加关注的是语言本身。这一点更值得我们重视。音和义是语言问题,形是文字问题,属于另一套符号系统。王念孙说今则就古音以求古义,引伸触类不限形体不限形体”,就是不被字形所限制,强调的主要是语言本身。这个认识更加高明。

3.形音义,三者互求。这是重视语言的整体研究,这是乾嘉时代的三个平面理论。

国内语法学界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主张句法、语义、语用的结合,提出了三个平面的理论。从来源上看,这个理论据说来自西方语言学。美国的查尔斯·莫里斯Charles William Morris1901-1979在《符号学基础》(1938)中指出:“语用学、语义学和句法学是符号学的三个部分。”后来又在《符号、语言与行为》(1946)中指出:“当我们把这三种研究应用到语言上,就构成了语言科学的三个主要部分。”

有学者指出,国内的三个平面的理论,受符号学的影响,但又与符号学三个部分的理论有明显的区别,主要表现在:三个平面的理论是针对语法研究的,而符号学三部分则是针对整个语言学的。

段玉裁的音义相为表里,三者互求,六者互求,是语言研究的整体观,跟莫里斯的符号学的观点,倒是更加一致。

4.诂训之旨,本于声音王念孙的《广雅疏证自序》里说诂训之旨,本于声音”,是讲他自己用这个观念来整理《广雅》。他在《说文解字序》,首先表彰段玉裁:吾友段氏若膺于古音之条理察之精剖之密六书音均表,立十七部以综核之

段玉裁《广雅疏证段序》说:怀祖氏能三者相求,以六者相求,尤能以古音得经。盖天下一人而已。”段氏表彰的是他的朋友,也是夫子自道,他自己也是这么做的。

人类的自然语言,首先是有声语言,通过语音来传达语义。段王在总结前人的基础上,参悟到语音,尤其是上古音的重要。要解读前秦文献,必须研究先秦的语音。段玉裁撰写了《六书音均表》,把这些成果贯穿到《说文注》、《诗经小学》等多种著作中。王念孙亦精于古音学,分古韵为22部。段王是训诂大师,他们首先是古音大家。

5.古今者,不定之名段玉裁《广雅疏证段序》上说“古今者,不定之名。”时有古今,地有南北,这个语言观,得来殊不易易。许慎批评汉代的诸生,说他们竟然宣称文字是“父子相传,何得改易”,语言文字,一代一代地相互使用,怎么会发生改变呢!时代不同,语言不段氏接着说“古今者,不定之名矣,三代为古,则汉为今;汉魏为古,则唐宋以下为今

古今是个相对的概念对于不同的时代,古跟今是不同的。段玉裁时刻铭记这个道理,在不同的地方,反复表达这个意思。《说文解字注》卷三字条,段氏说:古今无定时,周为古,则汉为今;汉为古,则晋宋为今。随时异用谓之古今字。非如今人所言古文籀文为古字,小篆隶书为今字也。卷五下注曰:今者对古之称,古不一其时,今亦不一其时也。云是时者,如言目前,则目前为今,目前已上皆古;如言赵宋,则赵宋为今,赵宋已上为古;如言魏晋,则魏晋为今,魏晋已上为古……故今者,无定之词。约之以是时,则兼赅矣

有了这么明晰的时代观念,段王的研究才能得心应手,左右逢源。我们现在还常常把几千年的语料放在一起,以为“古代汉语”就是一个时代的东西。我们应该向段王学习。

 

、段王之学与现代学术思潮

 

上面讲的5点,主要是在小学方面的突出表现。下面简单介绍乾嘉以来的治学传统。前面已经说过,段王的学术风格,有差异,但学术精神是一致的。这种优良的学术精神,一直传沿下来。段王的治学特点,有点是共同的,值得我们发扬光大的。

1.通其条贯,考其文理。段玉裁批评研读《说文》的前辈,说他们多不能通其条贯,考其文理”。“条贯”“文理”是条理,是体系,是一以贯之的思想,是圣贤倡导的“道”。王念孙说“训诂之道大明”,说的就是这个“道”。

王念孙说:吾友段氏若膺于古音之条理察之精剖之密”,又说他“于许氏之说正义借义知其典要观其会通”。“条理”“典要”,都是可以立为定准的东西,“不易之辞”,是可以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准则。“会通”是融会贯通。能融会贯通,不特三者互求,六者互求,并可会之于心,应之于手。世上之事,原只有一理。

王念孙在《说文解字注序》里说:若夫辨点画之正俗察篆隶之沾沾自谓得之而于转注假借之通例茫乎未之有闻是知有文字而不知有声音训诂也其视若膺之学浅深相去为何如邪明白顾之争,就能明了这段话的深意。这里说了通例”的重要,但并没有说校勘等基础工作不重要。当然,即使辨正有得,亦不可沾沾自喜。

2.扎实的基础工作。知其典要,观其会通,是抬头望路,“道”固然重要,然不能束书不观,空谈“理”。做学问,还得低头拉车。段王的学问,皆是苦心孤诣,辛勤寻求,千辛万苦得来的。

段玉裁注释《说文》,先做长编。注释从基础工作做起,因悉心校其讹字,为之注,凡三十卷”(《说文解字注跋》)王念孙自述其注释《广雅》,亦从校勘开始,今据耳目所及,旁考诸书,以校此本

既有理论,又能运用这些理论来解决具体的问题,这是乾嘉以来的优秀传统。我在《汉藏语论集》的后记里,讲了这么一段话:

我很喜欢王国维《观堂集林》的风格:不张扬,不卖弄,简洁洗练。文章看起来似乎没有什么理论的述说,材料—论述—结论。把其前后的文章拿来,就会看到一条红线贯穿其中。这条红线就是他的思想,他的理论,他的灵魂。

从段王到观堂,坚持的都是这样优良的学风,既有理论高度,又有扎实的研究。大处着眼,小处入手,用具体的研究贯彻他们的思想。

学术界也有另一类学者,跟段王形成不同的学术风格。乾嘉时期,跟段王同时代的章学诚,想法很多,思想超前,在学术界有极高的地位。学者或因其议论多,实干少,而颇有微词。齐思和氏就如此评价实斋:“他因厌薄考据,不免专讲体例而不讲事实。史学而不重事实,独断别裁,从哪里表现呢?他因不愿做考据工作,所以一部史书也没有作出,他所修的几种方志,也往往论体例的话多过事实,并且有的时候不免因迁就体例而往上凑材料,殊难令人满意,并且他的议论,初看惊人,实甚肤浅。”(晚晴史学的发展齐思和自选集,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初看惊人,实甚肤浅”,评述为中恳。

3.一心向学,孜孜不倦,持之以日。理论重要,动手研究更重要,尤其重要的恒心,而有恒心的基础,可能是对学术的喜爱。“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讲的就是这个道理。

段玉裁注释《说文》,发轫于乾隆丙申1776,段玉裁42),落成于嘉庆丁卯(180773前后用了32年,又过了8年,到嘉庆二十年(1815年)五月才刊成,是年九月,段氏辞世,得年81

念孙疏证《广雅》,自谓不揆檮昧,为之疏证,殚精极虑十年於兹《广雅疏证》书成于乾隆六十年(1795,王念孙52),刘盼遂《王氏父子年谱》说:“《广雅疏证》,历七载又半,遂全部告成矣。”王氏说的十年,只是个约数。乾隆四十一年(177633),王念孙谢绝人事,独居于祠畔的湖滨精舍,以著书为事,著作甚多。刘盼遂有一段很好的分析:“以上诸书即为《广雅疏证》之长编,殆无不可。若夫《读书杂志》《经义述闻》诸作,斯亦贾《广雅疏证》之馀勇。”照刘氏的说法,王念孙从33岁起,一直到年近九十去世,一生都在围绕《广雅疏证》收集资料,著书立说。

 

馀论

 

段王是苏北人,又都师事戴东原,关系自然不同。但是,他们两人的家庭背景迥异,出身仕宦不同,为学兴趣也有不小的差异。把他们联系在一起的,只有共同的学术兴趣,是共同的学术把两人密切结合在一起。

乾隆五十四年(1789),王念孙任山西道御史、京畿道御史。是年8月,段王二人在京城首次会晤。这一年,段玉裁55岁,王念孙46岁。刘盼遂先生《高于王氏父子年谱》是年记载,两人见面,“快谈一切,恨相见之晚。段君见《广雅疏证》,爱之不能释手,曰:予见近代小学书多矣,多与古韵违异。此书所言声同声近,通作假借,揆之古韵部居,无不合,可谓天下之至精矣。”其实,《广雅疏证》今年只写成一卷。次年八月,段玉裁作《广雅疏证序》,而《疏证》只完成两卷,到乾隆六十年,全书才告成。

嘉庆二十年(1815年),段玉裁卒。王念孙“闻之哭,谓常州陈奂曰:若膺死,天下遂无读书人矣”(《清史稿》本传)。

段王是乾嘉学术的顶峰,这两位挚友,辛苦一生,他们的聪明跟才智,全部贡献给了学术,值得我们永远学习,永远敬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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